全國版） - (信息時代里中國“平”不“平”？從《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》看十年中下階層變化

2013年9月，存倉邱林川在內地出版了《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》。他以珠三角為基點，梳理了以打工者為主體的"信息中下層"的新媒體使用狀況。這一"階層"範圍極為寬廣，幾乎包含了一般意義上的"弱勢群體"。邱林川認為，這個龐雜而巨大的群體在主流媒體上長期失語，他希望能重新審視其在信息時代可能具有的價值。實際上，這是一個如此龐大的群體。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僅打工群體，2012年的總量已達26261萬人。在輿論場中，他們就像一股巨大的暗流，偶爾濺起水花。對邱林川來說，勞工研究，不僅是理解和解釋這個世界，更重要的是未來改變這個世界的能力。他關注信息時代人與媒體工具的關係，關心在手機、網絡、一個個ID背後的那一個個人，他們究竟在想什麼？他們到底是誰？而在手機、網絡使用高度普及的時下，中國的"數字鴻溝"真的是平的嗎？中國的"數字鴻溝""2002年的中國，網絡、手機卻變得如此稀松平常，毫無'鴻溝'可言。"2002年夏天，南加州大學傳播學博士生邱林川來到珠三角。邱林川出生于湖北武漢，北大畢業後，先在香港讀碩士再到美國深造。南中國對他來說有種回家的感覺。而他這趟旅行只有一個目的———希望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，對珠三角的通訊業，從電報、電話一直到手機互聯網做系統的梳理。互聯網是傳播學的熱門領域，邱林川的研究始于1995年，但把研究口徑從全中國縮小到珠三角，是受到曼紐爾·卡斯特(M anuel C astells)的影響。作為當代國際上最著名的社會學家和都市研究的權威學者之一，曼紐爾·卡斯特的"信息時代三部曲"，即《網絡社會的崛起》、《認同的力量》、《千年終結》在新千年到來時面世，對信息時代的全局做出野心勃勃的全景描繪。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·吉登斯對其的讚美最為響亮："此書堪與馬克斯·韋伯的《經濟與社會》相媲美。亞當·斯密為古典資本主義命名，卡爾·馬克思為壟斷資本主義命名，曼紐爾·卡斯特為信息時代命名。"在卡斯特的理論里，談到網絡社會的特點之一"全球聯繫但地方分隔"，他舉珠三角為例，認為有全球"最有代表性的城市面貌"。邱林川認為，卡斯特之所以這麼說，是因為珠三角雖是全世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，但它的商業區、工業區和旅遊區之間，很大程度上卻是相對獨立的。他決定從珠三角出發開始調研，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。"數字鴻溝"是當時美國傳播學界最重視的問題之一。"數字鴻溝，應該是西方後工業化社會里一個典型的階級問題，在美國非常普遍。"邱林川回憶道，他在洛杉磯調研過的一個地方曾是黑人中產階級聚居區。最初他們都是在通用汽車工作，但隨著通用汽車搬到墨西哥，工人就完全失業了。"中產階級消亡之後，社會就變成一個'沙漏型'，中間小，兩頭大，只剩下有錢人和窮人，彼此世界完全不沾邊，甚至是互相對立的。體現在信息領域，就是數字鴻溝。"他設計了一套名為"信息分層"的中國式研究框架，希望能研究中國的"數字鴻溝"問題。但當邱林川開始田野調查時，卻完全傻眼了。在他離開中國內地的1997年，還只有少數人，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學生能夠接觸到手機和網絡。而五年後，2002年的中國，網絡、手機卻變得如此稀松平常，毫無"鴻溝"可言。在上海，他見到網吧擠塞進弄堂的夾縫；在北京，他在公交車上無意間看到一個老工人用手機竟然比自己還嫻熟；在珠海，他在面館里聽到剛剛中學畢業的打工妹在聊一種叫"小企鵝"的聊天軟件，而他竟然不知道這是什麼。這也難怪，騰訊成立于1998年。其後幾年裡，中國互聯網和手機新媒體開始了狂飆突進的大發展。"中國同美國是如此不同"，邱林川說，在過去30多年中，西方國家將工業大生產轉移到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，因而逐漸進入後工業化社會，社會結構變成了"沙漏型"，而中國還處於工業化過程中。"我們平時總是說'比特'經濟、虛擬經濟，但不管是iPhone還是惠普電腦，你見到的其實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工業產品。所以不能錯誤地以為進入了後工業化社會，工業(生產)就不重要了。某種程度上，中國甚至可以說是全球信息工業的脊樑。"珠三角之行拓寬了邱林川的思路，在珠海小飯館里遇到的那幾個玩"小企鵝"的打工妹，也勾起了他強烈的好奇心———她們是如何使用這些新媒體的？在裡面蘊含的安全問題、情感問題又是怎樣的？更緊要的是，"他們"究竟是誰？信息失衡與反抗"我們習慣用硅穀標準來衡量，覺得不入流……但這裡有更接地氣的信息系統。"3個月的田野考察結束後，邱林川回到美國。2005年，他發表了一篇題為《信息中下階層》的文章。在這篇文章中，邱林川試圖對這個群體進行定義。"所謂的信息中下階層，更多講的是社會經濟地位。"邱林川解釋道，這個階層並沒有單獨的政治或文化的獨立性，但是他們的經濟收入、教育水平、社會地位、聲望都是偏下的，但又不是最底層的，畢竟他們還有收入，能夠勉強養活自己。在邱林川看來，除了產業工人、服務業工人之外，包括拿勞保的下崗群體、貧困大學生、領微薄退休金的老年人，都屬於這個階層。"不至於餓死，但由於各種限制，他們也無法過有尊嚴的生活。"邱林川說，跟西方的"沙漏型"社會不同，中國現時的社會結構更像是一個"鴨梨"，兩頭小，中間大。中間這些人，逐漸成為邱林川的研究主體。"在珠三角，這些人可能上不了網，但連手機都不用的人是非常少的。絕大部分人都以各種方式進入信息社會，也正是他們，成為中國城市信息社會中人數最多的群體，我不能忽略他們的存在。"邱林川說。2004年，邱林川選擇到香港中文大學工作，也開始了在珠三角長期調研的過程。從網吧、小靈通、預付卡、手機、長話吧入手，邱林川將研究集中在"信息中下階層"使用新媒體的情況，以及其帶來的影響上。"過去10年，信息技術雖然普及越來越廣，但對於工人而言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關係，而是反複的波折。"邱林川提到2002年北京藍極速網吧縱火案。那場燒死25個人的大火震驚全國，也讓網吧業進入了被整頓的寒冬。"當時大部分工人上網，網吧幾乎是唯一的途徑，雖然各地整治的力度各有不同，但負面影響還是非常大。"邱林川注意到，手機運營商有時也存在商業歧視的行為，比如早期，他們在鋪網絡時會故意不讓信號覆蓋城中村，或者讓城中村里的信號很差，以達到讓"高素質"客戶在用戶群中比例更高的目的。"不過，這並不等於說，同其他階層相比，在使用新媒體上，工人就一定處於劣勢。"邱林川說，某種程度上，中下階層可能更活躍，創新性也更強。他提到2004年12月的友利電抗爭事件。友利電是一家日資企業，主要生產無繩電話和對講機。"2004年12月9日，有電子郵箱的友立電員工都收到一封郵件，大意是不滿足他們包括提高薪水在內的15項要求，他們就罷工。最後罷工持續了一周時間，參與人數高達1.6萬人。"邱林川說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時友利電工人每天還在網吧用博客播報罷工進展，甚至還引起《紐約時報》報道。"這可以說是非常具有劃時代的一件事。"邱林川興奮地說，要知道，新浪直到2005年才開通V IP博客，而其他階層大規模使用網絡維權都要到2006年了。但他也提到，2007年，友利電工人曾再次抗爭，但日方老闆吸取教訓，不再允許他們去網吧，博客也被強制關閉，最後被強行打壓。"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案例，我覺得很重要的劃分是需求。"邱林川解釋，我們過去的想象是上網越多，越主動越好，其實並不是這樣，"精英"階層雖然花了大量時間在網絡上，但最後可能都花在無謂的事情上，而信息中下層，由於他們上網時間有限，所以幾乎所有行為都是從需求出發，他們需要網絡幫他們解決真正的問題：就業、住房、醫療、教育。"如果從'精英'階層角度來看，可能覺得工人權力小，不被人尊重；但從工人自己角度來看，他們不關心奢侈品廣告，也不需要追星，可能包袱會更輕一些。"邱林川提到，曾背負惡名的山寨機，卻是突圍的武器。他發現，山寨機的設計師們經常會在網上交流產品需求和設計。這種交流，帶來了品種繁多的山寨手機，其中最有名的要數"雙卡雙待"，最初是為了滿足港台商人來大陸換卡的需求，後來甚至LG還抄襲了這個設計；與此同時，太陽能充電也是他們的傑作，因為很多手機都會被賣到非洲去，最後顛覆性地做出了這些產品。"某種程度上，它也打破了全球資本主義控制信息社會發展，特別是手機硬件發展的全球體制。而它所帶來的社會效益，也不光體現在中國，甚至在整個亞非拉，畢竟他們提供了這種別人能夠支付得起的手機。"邱林川的這些言論，毫無疑問，會顛覆大多數人對於打工者使用新媒體的想象。邱將其原因大多歸結為大�媒體的不作為。但在某種程度上，其實它也呼應了卡斯特提到的"全球聯繫但地方分隔"———城市白領們刷微博，對大洋彼岸的時裝周、美國大選津津樂道，而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附近的城中村在發生什麼。"我們習慣用硅穀的標準來衡量，覺得不入流。但當你真正融入其中之後你會發現，裡面有一套價值體系，有自己的一套更接地氣的信息系統，有一種空間氣味是確確實實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紮根發芽長出來的，比那些西方的東西，好的也好，壞的也好，像盲人摸象般地硬套要有意思多了"。邱林川說。從網絡到現實"網上再有用，那也只是補充，最關鍵還是網下。"中下階層不僅使用互聯網和手機，他們更在其中承載自己的生活。而邱林川在針儲存新媒體使用採樣調研後，也逐漸進入更社會學的研究視野。"應該說，在微博平台上，2010年是個高峰，當時出現了本田罷工，加上之前富士康數連跳也使得社會對工人議題的關注度不斷升溫。"邱林川說，當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———全國總工會的"中工網"尺度較寬，工人在"中工網"共享照片，使影響擴大。但後來，隨著網絡限制越來越多，維權的空間越來越小。"現在平台越來越多，但如果跟2004年友利電工人使用博客抗爭，受到全國甚至世界的關注相比，現在能達到的功效弱太多了。"邱林川說。事實上，現在邱林川也有些懷疑，在微博這類平台上，獲得大量關注之後，對於問題的解決，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，仍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。"智能手機的發展，製造了無數微博，產生出海量信息。"邱林川說，在這個網絡輿論場中，同"精英"階層相比，工人的時間少，完全沒辦法去發大量信息；此外微博呈現碎片化，很多問題都不是一句兩句能說清楚的，而與此相對的是，對這類維權信息，往往又監管得最嚴。邱林川印象中，通過微博發聲而獲得較大關注的，要數2011年對富士康工人田玉的救助。田玉2010年跳樓導致下肢癱瘓，當時她拒絕了別人的救助，回家跟家人一起手工編織拖鞋，希望能以此養活自己。這個事情在微博上轉了以後，姚晨、寧財神、閭丘露薇等名人轉發，田玉編的拖鞋很快賣光了。但很快，這件事情就被人們淡忘了，現在還有不少拖鞋積壓在邱林川的辦公室里。邱林川發現，不少工人微博過去經常會@各種名人，但現在也極少會再@了，一來，名人們不會幫忙轉，二來，即便轉發也沒法解決問題。"網上再有用，那也只是補充，最關鍵還是網下。"邱林川提到了傳播研究理論中的"依賴論"：對於發展中人群，包括中下階層，長期幫他解決一點小問題，很容易使他們的自信心獨立性喪失。所以關鍵在於培養個人自信心和階級主體性。不過，邱林川慢慢也發現了一些新苗頭。"大部分工人根本不理解自己的狀況，住在城中村還以為自己是大老闆，對外也沒有特徵性"。但是當他們的宿舍、興趣小組、政府公會、公益組織，開始和周圍的工人發生連接時，哪怕很小的事，也意義非常。邱林川提到他一個女工朋友在廠里最近遇到的一件事。5人一間的女工宿舍，一般只有一個電源插頭。隨著使用手機的女工越來越多，根本滿足不了那麼多人充電的需求，於是老闆在每層弄了一個充電房，有幾百個插口。但這樣的話，就經常出現電池丟失的情況，丟一塊電池可能是他幾天的勞動工資，這時候邱的朋友發動大家寫聯名信，膽戰心驚的要求在充電房加配保安。結果沒想到最終談判成功了。"我們現在聊起新媒體，總是想到微博、微信、段子，但我覺得這樣的故事，反而更貼近現實，對中國的信息社會是有示範效應的。"邱林川說。事實上，隨著調研的不斷深入，邱林川的身份也開始有所變化，他從一個理應僅是客觀觀察，主要工作是派發問卷調查的學者，有時也轉變成了一個公益組織的行動者。"工傷醫院一般是四層或者五層樓，99%都是工殤工人，一般是電子製造相關產業。第一次去真讓人有點害怕，到處是福爾馬林的味道。大熱天，有人手（卻）貼在肚子上，這樣才能讓肚子上長塊皮。"這次拜訪對邱林川的衝擊非常大，"工殤工人實在是承受了太多中國現代化帶來的殤"。2004年的數據，僅珠三角一年就有4萬根手指被切掉或者碾碎。邱林川希望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實際事情，"我們光用抽離的客觀事實不夠，這只是一個逗號。勞工研究，不僅是理解和解釋這個世界，更重要的是未來改變這個世界的能力"。"現在很多關於工人的研究，覺得好像最重要的應該是研究人在網上花了多少錢、買了什麼東西，這是非常單向度的。我覺得人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它同機器和技術有某種關係。"邱林川說，這種特殊關係，使工人們面臨不一樣的社會生產狀態，在裡面，既有他們的革命性、創造性，他們的幽默和苦難，同時也有他們的爆發，"它可能是一首詩、一個視頻、一次聚會"。從2002年開始，工友之家在全國各地出現，像"城邊村"這類打工者網站也是層出不窮。同樣在2002年，北京新工人藝術團成立。他們以"用歌聲吶喊，為文藝維權，為打工者唱歌為口號"，前後發行了5張原創歌曲專輯，以及兩部原創戲劇，同時連續舉辦了數屆新工人文化藝術節。[樣本]重D音樂隊：唱給我們自己聽，唱給不了解我們的群體聽通過對打工者群體雙向度探究，邱林川將目光聚焦在了打工者文化上。這些打工者創造出的文化，就像是一塊三棱鏡，折射出了他們在信息時代的焦灼與迷茫。深圳工人樂隊"重D音"，是邱林川長期關注的對象。在他看來，這個由工人自發組織起來的樂隊，正處於從"自在"進入"自為"的階段。"他們現在做的，就是扯著嗓子，嘗試著自信地把屬於工人的價值觀、世界觀唱出來"。而這也正是所有可能的第一步。永無止盡的加班"重D音"創始人董軍今年33歲，湖北黃石人，20歲到深圳打工，先後做過生產線工人、保安，在電子廠、玩具廠都幹過。聊到過去的打工歲月，董軍用得最多的詞就是"迷茫"。在來深圳之前，董軍也算得上是半個文藝青年，尤其喜歡音樂。"在過來打工前，想象得特別美好，每天上8個小時，周末不用上班，平時可以購物、看電影、逛公園。"董軍說。但一到深圳，董軍就徹底蒙了，整個廠都在玩命幹活，到了周末還得加班。加班加起來還沒完沒了，總共只放過3天假。幹了半年，董軍辭職了，沒想到在新的廠加班加得更恐怖，很快他又辭職。找到一份只需要上8小時的工作，有段時間甚至成了他努力奮鬥的目標。"當時在廠里，基本上沒有娛樂，經常加班到凌晨1點，整個人也特別空虛，天天如此。"董軍說，當時收容遣送制度也沒有廢除，即便有時有假，也不敢輕易出廠，出去就怕人查暫住證，"有時查證的看你不順眼，隨手就把你的暫住證撕了，後果不堪設想"。"那段時間，天天跟行屍走肉一樣，很絕望。"董軍覺得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於是花了大半個月的工資，買了一把紅棉吉他，沒事就拿出來彈彈。不久後，他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，每天只需工作8小時。收工後，他就一個人彈琴，多是卡帶上聽來的校園民謠。2004年，董軍開始做義工。他非常喜歡工友組織中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非常放鬆，彼此相處都很好，這是他在深圳一直沒找到的東西。底層的聲音有力量後來董軍去酒吧成了一名鼓手，"原本以為玩音樂，能讓自己過上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但在酒吧待了兩年，發現當自己站在舞台上是為了取悅別人，並不是在表達自己，有種在耍猴的感覺。"這讓董軍非常沮喪，他非常討厭這種感覺。"打工這麼多年，經常會遇到一些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，搞得自己很迷惑。"董軍說，他發現好多事情也無法找到答案，有段時間，他甚至特別害怕上下班，"想想自己一生就這麼過了，覺得特別絕望，感覺自己就想死去了一樣"。離開酒吧後，董軍去北京，跟"新工人藝術團"玩了一段時間。這個由打工者組成的藝術團讓董軍非常興奮，"他們表達的一些東西描述的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，很容易引起共鳴。"他覺得自己回深圳或許也可以組一個類似的樂隊。回到深圳後，董軍很快找齊了人馬，從吉他、貝司到鼓，都是他一個個教會的。最後，他把樂團名定為"重D音"。"'重'代表一種力量，說明我們是很重要的；'D'在音樂里是核心，同時也代表底層，連起來就是底層的聲音也是很重要很有力量的。"董軍解釋道。2011年，經過幾次排練，董軍開始安排"重D音"上街演出。其實就是把設備拉到工業區的商業街，直接開唱。不少工友圍上來，聽得非常認真，董軍很滿足。為什麼要自卑？"重D音"唱的歌，延續了"新工人藝術團"的特色，且大多由樂隊成員原創，內容主要是對打工者身份、日常生活的描述。《男工宿舍》是"重D音"早期的代表作，由董軍創作，歌詞大意是：我們抽著家鄉的煙/大口地喝著啤酒/說著辛苦的工作/得到的總是不多/我們經常提起的女孩/天天從門前過/總是孤孤單單一個人/是否有了男朋友/那時我們都還沒有女朋友/天天說著她的溫柔/喜歡她都藏在心裡頭/卻從沒有人敢對她說出口……"那是對生活怒吼似的表達。"董軍說，因為空虛，打工者很容易迷失自己，搞不清楚自己是誰，有時搞得自己非常自卑。"但我們沒偷沒搶，憑雙手掙錢，為什麼要自卑？但這個社會就是會讓你覺得自卑，讓你覺得自己像是做錯了什麼"。而之所以寫歌，"就是希望我們能夠找到自己，認識我們是誰；我們的歌也要唱給不了解我們的群體聽，讓他們瞭解我們是誰。"現在，雖然"重D音"名聲越來越大，一年到頭演出不斷，但董軍並不願將其商業化，"重D音"的演出，幾乎都屬於公益項目，也幾乎給不了樂隊成員任何酬勞。但讓董軍頭痛不已的是樂隊的穩定性。每個樂隊成員都有本職工作，只能在休息時間排練演出，現在一周能排練一次就很不錯了。而樂隊成員流動性太大，最初的鍵盤手和主唱，因為換工作都離開了深圳，最後也不得不退出了樂隊。至於董軍，他也沒有再去打工，而是在朋友的幫助下，開了一家吉他店。店里，平時就用做樂隊的訓練場地，有時也會做些吉他培訓，但仍然是入不敷出，經常需要朋友幫助。邱林川就以入股方式進行贊助。"不管怎樣，能有更多像我們這樣的團隊站出來，表達我們自己，絕對不是什麼壞事。"董軍說，"我們要為自己說話，希望在社會中得到尊重，由此改善我們的現狀"。B 14-15版採寫：南都記者 顏亮 實習生 蔡曉純 吳瓊迷你倉